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村,位于沂蒙山腹地。往年的秋冬交接时节,这个并不起眼的村庄会显得很安静,而今年此时,村子里热闹了许多,不时有外地人前来。村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看“古城”的。

　　这种改变,源自10月24日央视播出的报道——“山东沂蒙山腹地确认一座商代古城”。报道说,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位于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进行现场考察后一致确认:这是一处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城建史、近3000年城市史的重要遗址。

　　5000、4000、3000,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东安古城是如何发现的?古城的发现有什么重要意义?古城之下又埋藏着多少秘密?记者正常采访了东安古城主要发现和研究者、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并前往东安古城现场一探究竟。

　　11月7日,平均海拔达401米的“山东屋脊”沂源县已颇有寒意。记者来到东安村,只见这里三面绕河、四面环山,地势平坦,仅东北角有一处被果树包围的高地,黄崖子河就在这儿与村庄“擦肩而过”,这个季节河水枯竭,岸边荒草摇曳。

　　“你们是来看古城的吧?”淄博沂源东里镇东安村村民江兆恕见到记者一行,主动带起了路。

　　“这就是‘老城顶’的遗存。”江兆恕说。所谓“老城顶”,是东安村内一处高近十米的土台地,上世纪60年代东安村民“学大寨”挖土造田,一镐一锨之间,“老城顶”大部成为平地,不少埋藏在地底的宝贝“重见天日”。后来,考古学家来到了这里。

　　在江兆恕的印象里,考古学家们每次造访,都能给村庄带来过年般的热闹。他们挖出的“宝贝”成为流行多年的谈资。现在,东安村民都知道,自己的村子在考古界有了个新名字——“东安古城”。

　　已年过七旬的任相宏就是江兆恕口中最早关注并一直参与东安古城发现与研究的考古学家,即便在他从山东大学考古学院退休后也没有停止。他介绍,相关考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其中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察活动先后搭乘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东风”。时间跨度30多年的考察收获颇丰,考古学家们先后在东安村及其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商代铜铙、弓形器,春秋战国陶器、玉器,汉代画像石、瓦当等文物,以及古代殿宇和城墙残迹。

　　最令任相宏难忘的还是在调查中发现了古城:“有城墙有城壕,城内有宫殿建筑,城外还有墓地,俨然一座功能齐全像模像样的城池。”

　　任相宏这样描述这座古城:它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地势小城高而大城低,共计36.84万平方米,面积远大于东安村。其中,小城即村民们口中的“老城顶”。“从环绕东安古城的山河可以想见,古人在选址时匠心独运,最大限度地考虑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将其用作防御工事。”任相宏说。

　　任相宏在调查中发现,东安古城并非处于同一时期。他根据城墙剖面,将其自下而上分为三期,并将时代分别定为龙山文化晚期、商末周初和春秋战国。

　　如果他的划分和认识不错的话,这将是一项考古界重大的学术成果!因为众所周知,商代城址发现极少,尽管山东曾发现济南大辛庄等著名的商代遗址和墓葬,却始终没发现商代城址。如果东安古城的年代、性质等问题能够确认的话,许多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正像医生面对疑难病症会进行专家会诊一样,考古界对于重大学术问题也会邀请相关专家开展当地考验查证和学术研讨。在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策划下,10月20-22日,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东安古城及其周边遗迹再次进行现场考察,并在研讨中基本肯定了任相宏等人此前的调查研究结论,也就是任相宏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反复说的几个数字。“5000”是指这里有5000年的文明史,因为周边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4000”则指东安古城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有4000年的城建史；“3000”则指东安古城从龙山文化时期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了近3000年。

　　30多年来的上下求索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论,任相宏当然非常兴奋。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对东安古城作为商城的确认以及对城市性质的探讨,使得困扰学术界的几个谜题终于找到了破解路径。

　　11月8日,记者在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东安古城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铙、弓形器和铜策,它们是东安村民1984年6月收麦时意外发现的。其中,铜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打击乐器之一,迄今为止均见于商末高级贵族墓葬中,放眼山东全省仅见三组；弓形器两端有铃,摇之有声,被多数学者觉得是车马器。

　　“能在商代驾乘马车,足见此人的显赫地位,且东安古城发现了嵌有绿松石的弓形器,这样精美的器物更非一般人所能拥有。”任相宏说,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属于商代晚期,其规格之高,可与商都殷墟出土的器物媲美,这足可证明东安古城是商代的重要城市。

　　那么,东安古城究竟是商代的哪座城呢?商代城市本不多见,学者们根据考古线索,将目光投向了商代的第五个都城——商奄或者商盖。

　　据相关文献记载,奄国是商朝的方国。古本《竹书纪年》中说,商王南庚、阳甲曾建都于奄,后来盘庚才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自此奄成为商王朝重要的东方陪都,奄国也常被称作“商奄”。

　　那商奄和商盖又是啥关系?其实是一回事,商奄即是商盖。商人自称商盖,而商奄则是一种侮辱性称呼。据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考证,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候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

　　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之所以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现代汉语中的“掩盖”一词或即来源于此。

　　那么,商奄或者商盖究竟在哪儿?这样的一个问题自魏晋以后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派。一是以魏晋时期经学家杜预为代表的“曲阜派”,一是以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为代表的“曲阜之东北派”。

　　经历近两千年的争议之后,现古学终于为两派做出了裁判:考古工作人员始终未在曲阜找到任何与商奄有关的遗迹遗物,却在“曲阜之东北”找到了非常硬的证据——“盖侯马久”铁印。

　　任相宏认为,从时间上看,“盖侯马久”铁印应为西汉盖侯王信时期的烙马印,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能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无疑。

　　正像今天东安古城所在地“东安村”的村名来自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所提到的“盖”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虽然“盖侯马久”铁印是汉代的,但基本能由此确定东安古城就是商代的“盖国”所在地。

　　既然能确定东安古城即是商代的“盖国”,而“商盖即是商奄”在学术界已无争议,那么东安古城就是商奄的推论应该问题不大了。

　　初步确定为商奄的东安古城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它的价值远不止此。因为它的发现,还有助于破解更多的谜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曾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指出,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在外攻打东夷,国都朝歌空虚却遭突袭,纣王只得临时武装一批俘虏与奴隶以作抵抗。这群人本是乌合之众,后又临阵倒戈,于是周人仅用一天就灭了商。这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所说的“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王朝更替已是后人皆知的史实,然而有个问题却成了困扰后人的历史悬念,那就是商朝灭亡后,东征在外的商朝大军就此全部失踪。这支“消失的商军”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给无数的历史迷和“民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说他们去了朝鲜,有的说他们去了美洲成了印第安人的祖先。种种说法只能成为谈资,既没办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东安古城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却为这个历史疑云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岳洪彬认为,东安古城靠近东夷诸国,且因环山绕水具有比较强的军事属性,有很大的可能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据点,商朝灭亡的时候,正在征伐东夷的商军失去了熟悉的家园,他们最大有可能的去处,就是如东安古城这样残存的商朝“根据地”。

　　这样的推断与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1933-2019)的见解不谋而合。李学勤认为,东夷就在如今的山东地区,他结合青铜器铭文,进一步推证商军的出征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巧合的是,东安古城正处在这个路线的“新泰—青州”段!

　　考虑到商人远征之时,吃饭、作战不能离开青铜器,如今散落在山东各处的青铜器,可说是商军征讨东夷的明证。尤其是成语“鸣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铜铙,这样珍稀的器物象征着权力与地位,更是商军在东安古城驻扎的直接证据。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进入春秋时期,考古学家们终于可以依据古代文献“按图索骥”,破解东安古城的身份谜题。

　　“平原地区的河流常因洪水泛滥而改道,山区的水道则亘古不变,郦道元《水经注》所注沂水的道里行径,和现在的沂河完全契合。”任相宏等人按照《水经注》原文“对号入座”,发现东安古城属于春秋时期的纪国采邑即从属国——浮来邑。

　　山东又被称作齐鲁大地,可见齐国与鲁国在这片土地的巨大影响力,而纪国的名气似乎小得多。其实,在西周和春秋早期,纪国也是山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国。若论资历,纪国早在商代就是盘踞东方的大国,而齐国只能算周朝才“白手起家”的“后起之秀”；若论区域范围,近年来,寿光、莱阳和烟台等地均出土过纪国青铜器,可见其疆域之广阔并不亚于齐、鲁。

　　纪国为何由盛转衰、走向灭亡?这还要从它与齐国的“世仇”说起。齐国建国百余年后,曾遭遇一场巨大的危机:国君齐哀公被周夷王烹杀了。对此,史官记下了五个字:“纪侯谮之周。”原来是纪侯在周夷王那里说的坏话。齐国自此陷入长久的动荡之中,而纪国则坐收渔翁之利,两国遂结下“九世之仇”。

　　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齐国处处受制于纪,然而,风水轮流转,齐国扛过“困难时期”而羽翼渐丰,齐鲁争霸慢慢的变成为时代潮流,齐国若想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就必须侵吞周边的小国,离齐最近的纪国首当其冲。

　　纪国觉得形势不妙,为避免被吞并频繁打出“外交牌”,与鲁国、莒国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还常作为“第三方”斡旋于这两个有宿怨的国家之间。《春秋·隐公八年》记载:“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任相宏认为,鲁国、莒国因为争抢郓地而产生矛盾冲突,从保证彼此安全角度讲,到对方地盘上谈判并不合适,两国最终选择浮来邑作为会盟地点,就是纪国“调解人”身份的直观反映。

　　与鲁、莒两国团结抗齐对纪国而言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但如日中天的齐国又怎会轻易放弃吞并纪国的野心?齐襄公采取了从纪国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瓦解的策略,公元前691年,纪哀侯的弟弟纪季迫于齐国扩张的压力,将纪国的采邑酅割让给齐,纪国开始分裂。次年,齐国包围了纪国,纪哀侯离开纪国,踏上了逃亡之路,一去不复返。这就是《春秋·庄公四年》所载的“纪侯大去其国”事件。

　　纪哀侯既然出走,那么去向何方,又躲在哪避难呢?历史线索在此中断,纪哀侯下落成谜。

　　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陷入绝境的纪哀侯自然会选择最安全的方向逃亡。“纪国的西边是齐国,北边则是海,在推断纪哀侯去向时,这两个方向可以首先排除。”任相宏说,“而纪国东部的鄑、郚两个采邑此时已被齐国占领,再向东还有一个被纪国征伐过的敌对国夷国,即使齐国放纪哀侯出走,他也很难逾越此地。”他由此推测纪哀侯去往了南方的浮来邑。

　　虽然现在当地政府能通过发展水果产业实现居民增收,但在当时,作为纪国最南部的纯山区采邑,浮来邑土地贫瘠、资源匮乏,难以与其他膏腴之地相提并论。不过,在任相宏看来,这正是纪侯在此落脚的原因。

　　“齐国攻打纪国时,虽然打着‘报九世之仇’的旗号,但本质是为了掠夺土地和渔盐资源,从而壮大自己的实力。纪哀侯偏安于浮来邑,是一种让步,有可能换取一段时间和空间的安宁。”任相宏说。

　　如果纪哀侯真的选择了浮来邑作为“避难所”,那么东安故城与沂水县的纪王崮就在冥冥之中联系了起来:纪王崮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纪侯去国居此,三代而终”的民间传说,2012年,这里发现了两个春秋时期、规格为诸侯的墓葬。

　　11月8日,记者驱车来到纪王崮。在崮顶西北部,记者看到了名为“走马门”的古老石门,它是纪王崮最大的山门,传说为纪王走马通行之门。由于纪王崮的墓葬中发现的大型马车和棺木,只有通过走马门才能到达崮顶,任相宏推断它是纪王崮的正门,其年代早至春秋时期。

　　任相宏向记者描述,走马门与东安古城之间有一条古道,这曾是纪王崮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文献、城址一致表明,东安古城属纪国浮来邑,考虑到纪王崮与东安古城的密切联系,我们大家都认为它也属浮来邑无疑。纪王崮上墓葬的墓主,则非常有可能是纪哀侯的继任者。”任相宏说。

　　如此一来,“纪侯大去其国”的含义也就很好理解:纪哀侯没有被剿灭也没有出逃他国,而是被迫舍弃了纪国的君位和爵位,率领追随者在偏僻的浮来邑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因为不再是正统的诸侯,所以其避难的历史也就不再见于官方文献。在齐国包围圈之中,纪哀侯的后代凭借天险,又在浮来邑苦苦支撑了百余年,由于已无处可去,只能以纪王崮作为长眠之所。

　　令人唏嘘的是,专家学者已初步确定,东安古城在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的盖邑。纪国终究是没有逃脱为齐所灭的结局。

　　将齐国盖邑“定位”在东安古城,是此次考察活动的重大发现之一。此前,不少学者觉得盖邑应为沂源县中庄镇盖冶村——“冶”与“邑”发音相近,这很容易让人觉得“盖冶”之名即“盖邑”演变而成。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的盖城和盖县治所系盖邑延续而来。然而,任相宏等人在盖冶村做出详细的调查时,并未发现相关遗存,只找到了汉代冶铁遗物。正在众人灰心丧气之时,东安古城出土的一枚汉代铁印又点燃了他们“寻找盖邑”的希望,那就是前文曾经提到的“盖侯马久”铁印。

　　11月8日,记者在沂源县博物馆看到了这枚铁印。它长7.6厘米、宽7.4厘米、通高6.7厘米,上小下大、呈台状,上下两层均为覆斗形,通体锈蚀较重,印面刻有阳文“盖侯馬久”四字,也因此被称作“盖侯马久”铁印。

　　从外观上看,“盖侯马久”铁印是一枚“非同寻常”的印章:汉代官印又被称作“方寸印”,通常说来尺寸应仅在2.2至2.4厘米见方,且以阴文入印文,而“盖侯马久”铁印显然与那些小巧精致的官印“对不上号”,印文还是阳文。那么,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发现,‘盖侯马久’铁印与现存已确认为烙马印的印章极为相似,尤其是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遒侯骑马”烙马印尺寸相当、风格相同,且印章不设边框,整体设计适应火烙的应用需求。”任相宏等人据此推断“盖侯马久”铁印也是一枚烙马印,“久”字应该通“灸”。

　　看来,“盖侯马久”铁印是用来给盖侯豢养的骏马“盖戳”的。根据《史记》的记载,盖侯国是西汉景帝时所置,首位盖侯是景帝王皇后的哥哥王信。这个诸侯国总共只延续了33年,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去了半数列侯的爵位,盖侯就在其中。

　　翻开史书的下一页,魏晋时期的东安古城可明确为东安郡之所在,东安一名也正源于此。隋开皇四年(585年)废郡设县,东安郡随之转为县城；大业十年(614年)去县,此后,东安便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现在,东安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性质已清晰地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一些历史事件也获得了鲜活的实证材料。”任相宏说。东安古城的神秘面纱已然揭开,但基于我国的文物保护政策,考古工作者们并未对东安古城开展大规模的正式发掘。现在的一些推理,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验证。

　　这些天来,沂源县宣传和文保部门一直忙于接待一批批的访客,既辛苦又兴奋。东安古城的发现确认,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题材,但如何讲好古城故事,可能是近期需要好好面对的课题。(除特别注明外,本版图片均为李家澍摄)